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，对农业水利建设疏于关心，有限的资金没有用到地方水利建设中去，进而导致“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、成灾率不断上升、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”，乃至很多地区再次沦落为“靠天吃饭”。
恰如四川省凉山州水利局副局长介绍，这么多年以来，“中央财政的投入主要是针对大中型水库，而在凉山这样的高原山地，大型水库建设不易，多建小型微型水利工程，包括山坪塘、水池，才能有效抗旱”。
针对类似的小型水利设施建设，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·奥斯特罗姆提出了“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”模型。举老汉向媒体记者下跪，请记者代求政府修路一事为例。村民们通过集资的方式把钱交给政府，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把路修好。但是，官员们让他们失望。然而，类似乡间公路等公共性产品，交给营利性企业去做，也是弊端多多。这样，在完全政府化与完全市场化之间的中间地带，就应该是村民们把钱集中起来，自我管理，去招标修路企业。但是，村民之间如何能互相信任，这个钱的使用到底由谁来监督等一系列问题，也一样棘手

奥斯特罗姆通过大量的实践考察发现，虽然资源占有者通过自筹资金、实行自我治理也会面临种种难题，但世界上确实也有很多地区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难题。奥斯特罗姆总结出了八项原则。具体是哪些原则，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。无疑，奥斯特罗姆让我们看到了资源占有者通过自我治理，最终实现善治的可能性。
相反，如果居民不实行自我治理，情况又会如何呢？
按照奥斯特罗姆的观点，我们不妨假设官员有很强的意愿去解决水利设施等类似“公共池塘资源”问题。一般来说，官员的任务从来都是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，却不是直接参与到水利建设过程中。所以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，有权、有积极性的官员了解到“事实”情况，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建设工程，本身就是一个难题。
我们再退一步，正直、勤勉的地方官员能够提供很适合当地情形的新制度、新政策。但是，此种制度供给的一项消极后果就是，这种移植性政策，往往并不能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。比如，近些年来，在西南地区修小型发电站，公众多有批评，但排除一些牟取私利的官员不论，某些官员可能真觉得自己很委屈。因为这些“正直”官员可能是一心要为当地居民服务的。另外的问题则是，一旦类似的“移植性政策”既成事实之后，监督和实施这样的规则的成本，必然要高于监督和实施由本地居民参与制定、适合当地情形的规则的成本。
如果官员是腐败的，情况将更可怕。或许，当地居民可以绕开腐败官员，私下通过集资的方式去兴修本地的水利设施，在法律框架之外创立他们自己的地方制度。然而，此种模式不仅面临的风险成本过大，更因为占有资源的居民，很难做到彼此互相了解。相反，公地悲剧、囚徒难题，乃至集体行动逻辑等更可能成为他们的梦魇。
而如果地方居民在水利建设方面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利，那么政府所起的作用将更加积极。因为，政府不仅能够提供专业性的信息服务，提供解决冲突所需要的公正程序，更能提供一定的法律基础，承担起督察的责任。
不错，自古以来，我国古代西门豹、李冰、郑国等水利专家确实做了许多丰功伟绩，但是，过分依赖政府在某个时期在政策上重视水利建设的传统，已很难适应新时期的服务型政府建设。相反，下放更多权力给地方，鼓励居民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修建小型水利设施，同时在制度变迁上对基层民众提供智力支持，最终实现地方居民的自我治理，这才是我国边远地区未来农业水利建设的方向所在。